为此，可以出台法律解释针对差异化授权的依据、标准和限度等进行统一规定，并通过监察法规等形式细化高校派驻具体规定[22]（P65-75）。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高校监察制度 。首先，行政监察派驻模式和双轨监察模式均未解决内设监察模式之关键症结，即双重领导制下的派驻机构较诸内设机构并无本质差异，身兼两职的派驻工作人员也很难真正发挥外部监督的优势。

后者主要针对高校管理人员职务违纪违法犯罪的行为，并追究其一般公职责任和违法责任。此外，还要注意做好监察派驻机构与高校所在地监察机关的衔接工作。其意有二：一是普通教师原则上不属于高校监察机构的监察对象。正如有学者指出，高校监察工作属于事业单位的内部监督，在本质上依然属于行政监督工作的性质[6]（P55-56）。根据《高等教育法》，学校学术委员会履行五项职责：一是审议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

此外，高校监察机构中除主要负责人外的其他工作人员，当然也应由学校自行决定和任免。第二，监察派驻的授权形式。现行法律体系中，信息发布的决策和发布的执行不分、决策者责任不明，分类分级发布的法律授权存在矛盾冲突，信息直报受系统设计与地方干预的制约，不确定信息发布的要求未予明确规定，专家监督的权力与职责没有建立，人民监督的空间也未顺应时代和传染病防控特定需要而得到应有的保障。

（一）专家监督 从国家卫健委先后派三批专家组赴武汉调查了解情况的安排来看，体现了集中权威原则的程序和机制的及时启动。因此，必须有一种广泛存在的监督和矫正体系，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原则和配套制度的失灵。但是，在离信息越近、发布效能越高的假定背后，又潜藏着三个可能的制度风险。二是对地方的信息发布权（如预警）实施更加有效的监督，在地方信息发布失灵的情况下及时予以矫正，而不是代其发布信息，也不是仅仅给予帮助或指导。

[8]但是，《传染病防治法》把这两种情形下的信息发布权力（职责）分别授予了不同主体。[17]参见刘丽群、赵琦、赵根明、姜庆五：《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警体系的现状》，《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2006年第3期，第212页。

第三，信息瞒报的风险。[4]参见俞琴、黎诗韵：《专访卫健委派武汉第二批专家：为何没发现人传人》，《财经》2020年2月26日。[26]该报告指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然而，我国的卫生行政管理是一个条块结合的体系，而且更多隶属于地方政府。

发布的决策主要是关于突发传染病信息是否应予发布、何时发布、发布什么的决定。吴位新、庞立峰：《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机构及权限的探讨》，《浙江预防医学》2012年第3期，第85页。直报无法给医疗机构临床有意义的结果反而可能影响医疗机构继续报告的积极性。在此意义上，对突发传染病作出发布信息的决定，其实是一个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政治过程。

关于举报制度，参见《传染病防治法》第58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24条的规定。这就需要一种相对集中的机制，让传染病专家在何时发布信息、发布什么信息方面承担相当重要的角色。

[12]如果疫情公布机制如我们一些官员所理解的那样，无论其影响范围大小，都必须经过层层上报和授权，又如何能够满足信息公布必须‘及时、准确的基本要求，又如何能够避免疫情因繁冗的上报和授权程序而造成的大范围扩散和防治延误？前引[2]，赵宏文。未经确定不能披露的观点，至少不应该主导和支配传染病预警阶段。

最后，应当通过相互的监督与制衡，及时发现和矫正决策责任、集中权威、就地效能的失灵，以下简称为监督矫正原则。[13]基于上述三点的考量，称两部法律明显冲突，并不为过。[31]参见张杰敏、柴志凯、左素俊、张夏虹：《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监测工作的探讨》，《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13年第3期，第366页。因此，未来需要考虑的是，一方面完善直报系统的设计，包括但不限于重新定义不明原因肺炎。参见[英]海伍德：《政治学》（第二版），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但是，高速运转的权威性决策机制的实效性如何则不无疑问。

专家没有尽心尽力履行调查职责，必须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传染病预警信息的发布，必须在强化的风险预防意识、风险跟踪意识之中进行，必须做到：（1）掌握突发传染病风险信息以后，在分类分级的权限范围内第一时间发布有权发布的信息。

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WHO）宣布新型冠状病毒（novel coronavirus或者Covid-19）的传播是全球大流行病（pandemic）。一是中国疾控中心并无权力发布疫情信息，这个回应同样牵扯到权限问题。

在地方层面上，省级卫生部门有责任决定并实施传染病疫情信息的公开。中国有300多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包括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14]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的决策职责赋予如此众多的主体，会不会造成信息嘈杂、混乱的局面——尤其在突发传染病跨越行政区划界线传播时，的确引人担忧。

……健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24]在2004年，已经实现了基层医疗机构的网络直报。由于《突发事件应对法》调整对象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该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予以预警，因此，涉及到突发传染病事件时，也可以解释为应当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关于预警权限的规定。进入 沈岿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传染病 信息发布 。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和网络，其中不可或缺的就是人民监督及作为其主要载体之一的舆论监督。[32]参见胡培、赵世文、郑克勤、许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与预警系统理论概念及应用》，《职业与健康》2004年第8期，第5页。

注释: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三，不实信息的正面效用。

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都设置有专业的卫生行政部门和疾控中心，各地也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临床医生和管理部门由此会放松警惕，甚至规避报告。

之所以在此单独列出，主要考虑有两点。[38] 第二，非专业意见也可助推监督。议论和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不可能杜绝的现象。而《卫生部关于印发〈卫生部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的通知》（2006年公布）是在没有传染病暴发、流行的情况下，作出了一揽子授权。

因此，未来的法律改革必须考虑，当国务院卫生部门或省级卫生部门根据网络直报或其他渠道获得传染病信息，派出专家组到信息发源地去核实情况时，专家是受国务院卫生部门或省级卫生部门的委托履行调查和监督责任的。[8]《传染病防治法》第19条规定：国家建立传染病预警制度。

普通人认为传染病现象应当予以关注和警戒而尚未引起政府足够重视的，也可以就此发表意见。王陇德：《我国重大传染病控制中的问题与对策》，《中华医学杂志》2004年第23期，第1945页。

唯有如此，正常而有效的人民监督、舆论监督的渠道和空间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才可以同专家监督一道，充分实现监督矫正原则，从而在决策责任、就地效能、集中权威等原则失效之处，起到可能的弥补作用。[6]风险权衡没有传染病专家不行，但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应予考量的因素，显然已经超出传染病专业判断的范畴。